转自：天津日报
1919年，轰轰烈烈的“五四”爱国运动爆发。这一年的秋季，李霁野考入了阜阳第三师范学校，受“五四”运动影响，他喜欢阅读和宣传新文化。在校期间，他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，阅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《新青年》《少年中国》等进步书刊，同时大量阅读“五四”以来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，特别是俄国和东欧被压迫民族国家的作品。在新文化、新思潮的感召下，他受到“科学”与“民主”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、阶级斗争、社会主义等思想影响，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。当时的阜阳三师，封建复古势力强大，并且他们认为李霁野是新派的头头。1921年的一天，学校鸣钟开会，把李霁野叫去，讲了一些复古派的话，都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批驳了的，还给新思潮戴上“洪水猛兽、共产共妻”大帽子。为了表示反抗，李霁野和韦丛芜声明退学，愤然离开了这所学校。李霁野后来回忆说：“尽管当时失了学，但由于受到所读过的进步书刊和马列主义宣传材料的鼓舞，并未感到失望和前途渺茫。”
1923年春天，19岁的李霁野前往北京，投奔他的同乡韦素园。1921年，韦素园曾与刘少奇、萧劲光、任弼时、曹靖华、蒋光慈等人历经艰险，行程3月有余到达莫斯科，正赶上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三次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召开，他们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。韦素园回国后考入“国立”（北京）法政专门学校，经常到北京大学蹭鲁迅先生的课。在那个时候，李霁野万万没想到将会与鲁迅结下影响其一生的缘分（据《鲁迅日记》记载，自1924年12月26日至1936年10月4日，李霁野访鲁迅54次，致信124封，赠书十余种；鲁迅访李霁野14次，致信86封，赠书十余种）。
1924年8月，鲁迅搬到了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一所小院，李霁野在小学同学张目寒的引荐下，第一次来到这里。“我们走进靠里的一间小屋。一位留着短短的胡须，上身穿着灰色毛线衣，裤脚仿佛还扎着腿带的人，从书桌跟前站起来。不用介绍，从额角和那炯炯有神的眼，我便知道这就是我所景仰的鲁迅先生了。”这是鲁迅先生留给李霁野的第一印象。后来，李霁野在《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与培养》中说：“鲁迅先生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，首先注意的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。”
1925年夏，鲁迅在北京倡导成立了未名社。这是一个以译介进步文学为主旨的文学社团，李霁野是最初的六名社员之一。在鲁迅先生的支持和指导下，未名社成为传播进步文学，尤其是外国进步文学的重要阵地之一。这其中，自然有李霁野的功绩。
李霁野曾主持未名社日常工作。在主持未名社期间，他不顾个人安危，掩护、接济、营救了冯雪峰、王青士、李何林、李云鹤（郑卫华）、宋日昌、张一林、戴映东、赵赤坪等一大批共产党员。1927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。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，冯雪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同年11月，一个天气阴冷的夜晚，北新书局的编辑朋友通知冯雪峰：“不好了，北新书局已经被张作霖手下的人查封了，抄出了你的译稿，发现扉页上有你写的‘这本译书献给为共产主义牺牲的人们’，正在通缉你。”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，必须马上离开。
冯雪峰在灯光昏暗的大街上徘徊了一阵，觉得目前相对安全和合适的地方，只有未名社，那里的李霁野、韦素园不仅相熟，而且为人也比较可靠。因而，他朝未名社新搬的地址——西老胡同走去。
对于冯雪峰避难未名社之细节，《冯雪峰传》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）一书中有着详尽的描述：临到门前，见灯正亮着，他警惕地朝四面扫视了一下，见无人影，这才轻轻地叩响了木门。开门的正是李霁野。冯雪峰也不答话，低头迅速进屋，见无外人，又迅速地把门关上，喘了口气，定了一下神，这才把遭遇通缉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李霁野。然后坦率地问，我现在别无去处，想暂在你们这里栖息几天，不知是否可能。李霁野不假思索地说，没问题。因为他在与冯雪峰的接触中，对他的为人和人品已经有了很多了解，知道他不仅忧国忧民，而且作风正派、正直可靠，有时因生活所迫而向未名社临时借用一点钱，总是按时归还，从不含糊。眼下碰到政治风险，又是大冷天，怎能见死不救呢？所以，李霁野一口应承下来：你今晚就住在这，明天我跟其他人打个招呼，如果没有其他更安全的地方，你就在这里住下去。
1928年初春，鲁迅应邀去上海，未名社事务由李霁野负责。同年4月，托洛茨基的《文学与革命》一书，由未名社成员韦素园和李霁野合译出来，交未名社出版发行。不料，该书在寄往济南第一师范代销时被截查。当时山东被军阀张宗昌割据，而北京则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势力范围，张宗昌给北京军政当局发电报，要求查抄《文学与革命》的出版机构，对译者和出版者“依法严办”。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记录了北洋当局查抄《莽原》等进步刊物和逮捕未名社李建业（李霁野化名）、台静农、韦丛芜等人的经过。
4月7日，未名社被北洋军阀政府以“共产党机关”罪名查封，李霁野与台静农等人同时被捕入狱。他们先后被关押在东城报房胡同侦缉分队、前门外侦缉总队和前门警察局，经友人常惠托叶恭绰先生出面营救，50天后始获释。据此，李霁野之孙李正辉在其《怀念我的祖父李霁野》一文中回忆：爷爷主持未名社社务以来，勇于组织出版苏俄革命文学作品。他的译作和党的重要干部任国桢烈士的作品一起，被鲁迅列入《未名丛刊》出版。鲁迅通过他联系曹靖华先生翻译苏联革命文学作品《铁流》。由于翻译出版苏联文艺理论著作《文学与革命》，他被敌人逮捕入狱，导致未名社作为“共产党机关”一度被查封。在那个寒凝大地、风雨如磐的年代，译介革命文学，不但没有名利可收，反而要冒生命的风险。但是他和同仁们在寂寞中锲而不舍，在危难中矢志不渝，支撑他们的是信仰、信念的力量。
新中国成立前，李霁野并不是中共党员，但从上世纪20年代起，他就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。他的弟弟李耕野因受他影响，1928年就加入了共产党，在未名社工作期间，与王青士、王冶秋散发反蒋传单被捕过。像鲁迅先生一样，李霁野深信中国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“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”。李霁野一生坚持真理，追求光明。早年，他追随鲁迅先生，从事进步文学的翻译、创作和出版事业。他以笔做刀枪，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他拥护和支持革命事业，以各种方式保护和帮助共产党人。他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，与革命文艺活动保持着密切联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热心参加社会活动，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，为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、发展，激励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。特别是在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，他更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，为祖国文化、教育事业的发展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
文以载道，文以化人。李霁野把毕生心血和全部精力，都献给了党和人民。直到逝世前夕，他仍然心系所热爱和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。他曾在《我与黄钰生同志》一文中说过：希腊哲人把人生比作火炬竞走，后生的责任就是从前任手中接过火炬，跑下去，并使火炬发出更大的光辉。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。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句：有的人死了，但他还活着。李霁野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是他的革命精神世代流传，著作留香、教泽长存，他留给我们长长的怀念。
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我今生何其有幸，竟与李霁野先生朝夕相处五年之久。其间，他老人家敬业奉献、宽厚友善的高贵品格，一直深深影响着我，温暖着我的心灵，激励着我前行。今年恰逢李霁野先生诞辰120周年，谨以此文纪念我最敬爱和尊重的师长李霁野先生。 （作者系副研究馆员，曾为李霁野先生秘书。）